却向君家夸故事 羽衣明月倚黄楼 ——苏州状元吴宽和徐州的不解之缘

来源:徐州日报  发布时间:2020-12-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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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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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山摩崖石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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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山桓魋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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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步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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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博物馆陈列的西汉『陶灶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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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盐商老宅记录着昔日的商业繁荣

◎ 于克南


徐州和苏州是国内两个著名的地级市,一个位于江苏的最北端,王霸贤豪聚集之地,一个位于江苏的最南端,古典园林甲天下之城,一北一南,各领风骚数千年。明代,一条大运河把两个城市连在一起,苏州状元吴宽途经徐州流连忘返,写下《分题百步洪送顾工部》《赋黄楼送李贞伯》《望桓山》等诗歌盛赞大文豪苏东坡,笔墨清新隽永,风格舒雅大气,彰显了古彭文化特质,展现了大运河文化魅力。


吴宽(1435年—1504年),字原博,号匏庵,直隶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,成化八年状元及第,明孝宗朱祐樘即位,被委以重任,官至礼部尚书。擅诗文,工书法,对苏轼怀景仰之心,诗文命意不免相袭,书法风格一脉相承,为获其言履其境,沿着大运河追寻苏轼的足迹,遍览徐州诸多美景。


羽衣月夜的百步情


百步洪,位于徐州古城东南,和秦梁洪、吕梁洪并称古彭三洪,因乱石交错、水流湍急被誉为“大运河天险”,是大运河千里漕运咽喉之地,今位于迎宾大道和平桥南侧。


1078年秋,苏轼写下与《前赤壁赋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《百步洪二首》,第一首连用兔起鹰落、骏马注坡、利箭脱手等七个比喻来形容百步洪速度之快,以此引发快乐人生的话题。“险中得乐虽一快,何意水伯夸秋河。”这两句是苏轼心理轨迹的真实写照,世间万物如百步洪一样飞流急湍,人生也不例外。用现代话来说,人生,不必纠结于过去,也不必担心未来,所有的美好就在当下;绝不要像水神一样随波逐流,当百川灌河时洋洋得意,当百川归海时望洋兴叹,这样只能徒增烦恼。


吴宽的感悟与众不同,结合为官所累的切身体验,借文学之眼洞悉人生快乐,他认为第二首的寓意比第一首更加深远,更值得赞美。吴宽虽身居要职,却对官场黑暗产生了极度厌恶,不由像苏轼一样产生了田园归隐之心。苏轼夜著羽衣伫立于黄楼的场景让他难以释怀,羽衣和明月组成了一幅绝美月下图,他在多首诗歌中以此为典。《分题百步洪送顾工部》:“月夜披羽衣,清啸黄楼中。下视瓠子河,枉筑宣房宫。”这是对恪尽职守、灾难面前勇往直前的感悟,如果没有苏轼率众抗洪,只靠汉武帝修筑的宣房宫来保徐州城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
又如,《次韵友人海昌对月见怀》:“怀仙不信有瀛洲,汗漫真为此夜游。浮世纵观俱是海,高人独立最宜秋。发晞清露如新沐,手挽银河欲倒流。却向君家夸故事,羽衣明月倚黄楼。”这是对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时的感悟之言,即使身处难熬的逆境,也要有所追求,活出一个自我、一份潇洒、一份从容。


依依难舍的黄楼情


黄楼,位于徐州古城东门,既是汴泗交汇之处,也是北来的大运河与西来的黄河交汇之处。自元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开通会通河,至明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开通泇河,大运河借黄行运达316年,其后至清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修建徐州子房山拦黄大坝,大运河才基本结束了借黄行运的历史。黄楼今迁至中山北路庆云桥东侧。

1077年秋,黄河决口,殃及徐州,苏轼率众抗洪保城,并在城之东门增筑高楼,外涂黄土以镇水,题曰黄楼。


吴宽对黄楼文化的研究如痴如醉,其《跋黄楼赋》:“此苏子由所作《黄楼赋》,而其兄子瞻所书也。石刻在徐州,为方柱。周遭书之,其后磨灭一面。其首相接处,复失其半行,遂不全,相传为雷所击耳。”《黄楼赋》由苏辙撰文,苏轼书丹,石刻在宋代曾遭破坏,吴宽的记载为徐州保留了一份珍贵资料。


吴宽把苏轼尊为“羽衣人”,变偶像崇拜为塑造自我的源泉,《徐州重修黄楼》:“楼中不见羽衣人,黄垩依然四面新。坐使河流循故道,俯临山石倚长津。名邦信美皆吾土,胜日登高与众宾。从此欲传州守事,只须题壁扫清尘。”诗文水到渠成,发自内心宣传苏轼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。


吴宽对苏轼抗洪事迹的宣传不遗余力,在《赋黄楼送李贞伯》诗文中不惜耗费大段笔墨来称颂:“徐州太守苏长公,夜呼禁卒登城墉。一身未足捍大患,岂无木栅兼竹笼。戏马台旁二十里,有堤横亘长如虹……”苏轼勤于政事和爱护百姓的事迹跃然纸上,特别是“我生慕公公不逢,安得置我兹楼中。”字字真情流露,表达了对苏轼极尽景仰之情。


吴宽见贤思齐,处处向苏轼学习,《四库全书》中对他的评价比较中肯:“平生最好苏学,字法亦酷肖东坡,缣素流传,收藏家珍如拱璧,其文章和平恬雅,有鸣鸾佩玉之风,诗笔更深厚浓郁。”


妙趣横生的桓山情


桓山,位于徐州东北大运河旁,春秋时期宋国大司马桓魋葬于此,故名。这里泗水环抱,云山雾绕,东晋伏滔《北征记》称其风水宝地:“彭城北六里有桓魋石椁,皆青石,隐起龟、龙、麟、凤之象。”


桓山同镇江金山、无锡惠山、苏州虎丘一样名闻天下,都是大运河沿途的山水名胜,这些山峰虽然低矮,文化底蕴却非常深厚,由于历史源远流长,引得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而来,吟诗作赋,感慨人生,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桓山因苏轼和吴宽登临又大放异彩。


苏轼当年写下《游桓山记》,吴宽跟随苏轼的足迹前来凭吊桓魋,写下《徐州阻风》:“苏家故事留诗句,仍见夜中风雨来。水激万艘难捩杔,鼓行千阵不衔枚。怒号应撼藏蛟窟,奇观须登戏马台。河上去程谁算得,拟寻石室吊桓魋。”


吴宽和桓山还有一段趣事,其《望桓山》记载:“郭外冈峦如大环(苏子放鹤亭记语),西偏人说是桓山。舟中引领犹堪望,石上题名孰与删。(予未尝游此,闻有好事者题予名于石。)堂制若封黄壤燥,斧痕仍带紫苔斑。孔林树古无人伐,地下知君亦厚颜。”吴宽在没有亲临桓山之前,听说有好事者把他的名字刻在摩崖之上,虚无之事无地自容,希望有人把它删掉。


吴宽所讲确实存在,此摩崖石刻位于桓魋墓室洞外南侧,刻碑时间为明弘治八年(1495年)。时至今日,这块石刻虽历经五百余年风风雨雨,外观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,字迹清晰可辨,还保持着原有的风貌。


大运河,一条流动的文化之河,宛如一条横贯南北的彩带,随着千年文脉的传承,将大运河沿线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
(参考文献:吴宽《匏翁家藏集》、张丑《真迹日录》、苏轼《苏轼集》、赵明奇《徐州古方志丛书》)


2000多年前,古人怎么做饭?


◎ 魏欣


我们常说的日常生活“七件事”——柴米油盐酱醋茶,“柴”排在第一位,充分说明了灶具的重要性。那么,古代人们都使用什么灶具呢?又是怎么做饭的呢?


考古中发现,史前居住遗址里有使用火的痕迹,称之为灶坑。后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,支子渐渐演变成炊具或灶的一部分,同时半封闭式的、现代意义上的灶具也形成了。到了秦汉时期,人们已经掌握了很高的建灶技能,灶具的种类也空前多样,结构功能设计相当完备与合理。


■西汉时的陶灶长啥样


在徐州博物馆“汉家烟火”展厅内,陈列着一件由铁刹山62号墓出土的西汉时期的“陶灶”。陶灶为长方形,灶中间有一个灶眼,灶眼上放置了釜、甑等灶具,灶身前壁有门,后设有烟囱。灶台比较大,可以充分利用灶膛的热能。在睢宁县张圩散存汉画像石《庖厨图》中可以看出,此种灶台形制完整,体积较大,位于全图的左下角,上置釜甑,后有烟囱。灶前有两人劳作,一人烧火,另一人烧煮食物。


到了西汉后期,灶面面积增大,大灶眼后还增设了一个灶眼,灶上模印出各种食物及灶事用具,一火眼置釜甑一套,一火眼置釜。我市金山村汉墓M1、九里山汉墓M2、韩山东汉墓M1均出土此类陶灶,为绿釉陶灶。东汉陶灶明器的设计更为精巧,灶眼增加到三至五个,较大的台面可以放锅碗瓢勺和需要烹制的东西。这时的陶灶形状也不只是长方形,灶的装饰也更为复杂。


■古代有“男不拜月,女不祭灶”的习俗


关于炉灶,中国还有一个神话故事。传说玉皇大帝给每家派驻一位监督员——灶神,以监督考察这家人一年来的所作所为。每年腊月二十三为祭灶节,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神。祭灶时把关东糖用火融化,涂在灶王爷的嘴上,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。中国古代有“男不拜月,女不祭灶”的习俗,因此祭灶王爷的,只限男子。祭灶活动源于对火和火神的崇拜,汉武帝时期,天子开始祭灶,于是上行下效,祭灶活动在全国盛行开来。


陶灶以生活中的灶台为原型,看似朴实无华,却向世人生动地展示了两千年前的生活习惯、饮食民俗、思想信仰和文明程度,文化内涵极其丰富。


运河商业第一城——扬州


运河两岸的商贾


◎ 姜师立


宋人洪迈曾说:“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,商贾如织,故谚称‘扬一益二’,谓天下之盛,扬为一而蜀次之。”扬州所以获得“天下第一”的盛名,是因为它处在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十字路口,自隋代大运河开通后,溯江而上可到蜀汉,过江可到润州、苏州、杭州,沿浙东运河可到宁波入海,沿运河向北还可至淮、汴,以至洛阳等地,是南来北往、西去东下的水陆交通总枢纽和财货的集散地。


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扬州在唐代成为繁荣富庶、人物荟萃的著名城市。扬州作为中国运河时期商业文明的代表,在古人众多的古诗词中可以找到佐证。杜甫的《解闷十二首》:“商胡离别下扬州,忆上西陵故驿楼。为问淮南米贵贱,老夫乘兴欲东游。”唐代扬州商贾云集,店铺栉比,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,应有尽有。


宋元时期,扬州的商业繁盛依然称著于世。是时,“百川迁徙贸易之人,往往出其下,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。”宋代对漕船携带土宜的限制逐渐放宽,土宜数额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屡次增加,运河上的各种物资,使扬州成为当时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。《纪闻》说:“豫章诸县,尽出良材,求利者采之,将至广陵,利则数倍。”因此,各地商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扬州,有珠宝商、米商、茶商、丝绸商、木材商、药材商等。扬州有国内最大的珠宝市场,从事珠宝买卖的商人主要是来自波斯、大食等地的胡商,因此,扬州地区一直有“波斯献宝”的俗语。扬州不但是一座商业消费城市,还是一座工艺水平很高的手工业城市。扬州的铜器(尤其是铜镜)、毡帽、丝织品、木器、药材、海味等都誉满全国。


明清时期,扬州再度繁华,成为天下闻名的商业城市,明洪武年间,国家实施“开中法”,在扬州设立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。明万历之时,朝廷加强了对食盐的管控,盐业交易走向专卖制,更为商人的崛起带来了机会。大批徽商来扬州谋生,很多成为了盐商,成为扬州盐商里的主流人群。据统计,明中期到清中后期,徽商一直是两淮盐商的主体。徽商的出现,使扬州一时间汇聚了巨额财产。清代将漕、盐、河称为“东南三大政”,扬州兼三者之利,号称东南第一大都会。康熙、乾隆各六次南巡,在扬州所花费的银两,许多都源自于盐商。清代扬州,光商业会馆就有上百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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